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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应看到，大数据技术的这些功能可能会压缩居民的隐私空间，容易造成信息泄露，使居民产生隐私顾虑。

1.信息共享机制 当前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直接推动政府数字化转型。只有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大幅压缩政府职能范围，将不应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政府职能大幅下放或者转移给市场和社会，这是从源头上控制执法事项最有效的办法。

对于纳入信用监管目录的违法违约行为，实施主体应当具有法定职权，并根据法律法规赋予的法定方式实施惩戒[15]黑箱是指对于某些认识的客体，因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只能从外部观测其外在表现结果，而无法理解其内部的构造及机理。当事人潘某认为该条文属于增设新的行政强制手段，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建议。审查机关在前述案例中进行的审查认定，是基于被审查规范中的规定与上位法相应规定，判断上位法规范与被审查规定是否可构成支撑关系，即规范是否融贯。事实上，近年来已逐渐披露的一些审查案例表明，我国地方立法审查活动在中央与地方、审查机关与被审查机关两对独特的权力关系基础上，已形成根据不同合目的性要求开展区分审查的类型化实践，这正是审查基准的实际样态。

这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考察规范文本的融贯目的审查，集中适用于地方属性较强的事项。单方行政行为属于权力行使行为——行政机关基于单方意思表示即可处分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后者则负有尊重和服从义务（公定力等效力）。

政府采购合同以及不具有公权力性质的行政委托合同，在德国被视为私法合同。德国学者平特纳认为：因为属于合同范畴，故终止权的行使不构成行政行为，仅可对其提起确认其无效性之诉作为攻击。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建立之初，获得身份认同成为首要任务，如何区分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如何突出行政案件和民事案件在审理方法的差异，是每个行政法官必修的功课。[20][德]平特纳：《德国普通行政法》，朱林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2页。

一旦立法原则上肯定了行政机关基于公益的单方解约权，则在法律意义上，行政机关的单方解约权将只有约定和法定两种情况。（二）行政机关单方解约行为定性与救济制度设计存在的问题 第一，不分情况地将所有单方解约行为均界定为行使公权力的行政行为，与行政协议的双方合意性质存在冲突。

基于此种认识，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行政协议司法解释》对行政机关单方解约诉讼作出的整体制度设计。[8]政府采购、公共服务委托经营、公用公产占用以及公法上的雇佣等与私法合同较为接近的行政合同成为行政合同的基本类型。行政机关单方解约又分为两种情况：（1）在合同履行不能满足公共利益需要的情况下，行政机关根据公共利益的变化解除合同。第二，单方行政行为效力+民告官的制度属性的认识逻辑。

在不存在类似法国那样的通过判例法事后追认行政机关基于公益需要行使单方解约权的我国，经由立法规定明确设定该项情形，即显得极为必要和迫切。行政机关一旦选择以行政合同作为实现行政任务的手段，即排除行政行为适用的可能。也许有人会从《行政协议司法解释》第16条第3款规定对上述诉讼救济类型的判断提出质疑，[4]认为从该款规定中不能得出单方解约行为引发的诉讼属于行为之诉的结论。[7]遵守法定程序的要求仅适用于公权力行使行为。

理想状态是，当事人直接在行政协议中约定解约情形。2.行政机关单方解约权行使行为的性质 按照《行政协议司法解释》的规定，行政机关单方解约权的行使构成行政行为，其内涵类似于法国的行政处理，德国、日本的行政行为，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行政处分，特征是：行政机关行使公权力对相对人权益作出直接处置。

举凡涉及主权行使的事项（如行政警察、税务等），以及涉及法定地位的事项（如公务员地位法上的事项、公共服务组织等事项），原则上禁止行政主体缔结行政合同。[1][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83页。

[17]行政机关既然选择以行政契约之方式，来构筑当事人间之法律关系，即同时宣示着其专以契约方式来解决彼此间之法律问题，亦‘默示放弃以处分单方之法律形式来发生、变更或消灭彼此间之权利义务关系。理由是，人民法院在对解约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后，还是需要回归协议争议本身，对行政机关是否继续履行协议、是否承担违约赔偿责任等问题做出裁判。法国行政合同理论之所以认可行政机关享有单方解约之类的行政特权，主要是由其行政合同适用领域的特殊性决定的。[19]由此，在德国，能够产生行政法律效果的单方法律行为之中，不仅包括体现命令服从特性的行政行为，还包括在对等关系之下行政机关解除合同的单方意思表示，只不过后者并不适用行政行为的相关法律制度。当然，这也是民法学者质疑行政合同制度的一个重要原因。首先，在PPP领域，2011年以来，行政法院开始改变以往行政特权+财产补偿的裁判方式，更多地否定行政机关单方解约效力而判决恢复协议关系。

进入专题： 行政机关单方解约权 。[11] 第四，行政机关单方解约引发的案件适用特殊诉讼救济类型。

行政合同履行期间，因订立合同所依据的关系发生重大变更，不能期待自己继续履行原合同义务时，行政机关有权要求变更合同内容。擅自停业、歇业，严重影响到社会公共利益和安全的。

如公益需要可被行政立法直接规定为法定解除情形，也可经由双方协商作为约定解除情形，当事人约定解除的情形同样可以涵盖公益需要和实体法规定两种情形。在法国，行政合同引发的争议不适用越权之诉（客观诉讼）的审理逻辑，而是被归入完全管辖权诉讼（主观诉讼），适用特定诉讼规则审理。

行政机关对其解除协议行为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第10条），预设了单方解约行为的公权力属性。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未必将单方解约行为作为审理的重点，按照越权之诉的审理逻辑审查解约行为的合法性，而是需要针对单方解约行为能否引起合同关系消灭作出判断，并就行政机关是否承担合同履行义务或者承担赔偿责任作出判决。第四，行政机关单方解约行为具有区别于行政行为的独立法律性质。此外，当没有明确依据的情况下，行政机关也可能直接基于公共利益需要行使解约权。

凡是行政机关基于统治主体之地位，涉及公权力行政的事项需要以行政合同方式实现的，即属于行政合同。对行政机关的解约行为适用起诉期限制度（第25条），而起诉期限恰恰是对行政处理行为起诉时专门设置的除斥期间。

行政协议的达成则默认了双方当事人的平等地位，在履行协议过程中，如果出现了需要解除协议的情况，或者经由双方协商一致合意解除，或者依照事先约定或法定条件单方解除，这应是协议解除的常态情况。按照《行政协议司法解释》的规定，行政机关单方解约引发的诉讼被设定为行为之诉。

至于行政机关仅仅基于公益需要直接解约的行为究竟是一种公权力行使行为，还是一种契约权利行使行为，具有可探讨空间。行政机关基于双方在协议中的约定行使单方解约权。

[3]此点依然可以从前述有关起诉期限、举证责任、审理对象和审理内容以及法院的裁判方式等规定看出来。结语 本文结合比较法经验的深入分析，对我国现行司法解释有关行政机关单方解约权行使纠纷的制度设计进行了检讨。关键词:  行政协议 单方解约权 行为之诉 关系之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行政协议司法解释》）出台后，人民法院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规范依据不足的问题得到了极大缓解。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将基于公益需要的单方解约权严格限制在防止和避免公共福祉遭受严重不利的情况下。

[19][德]汉斯·J.沃尔夫、[德]奥托·巴霍夫、[德]罗尔夫·施托贝尔：《行政法》（第2卷），高家伟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42页。（2）行政程序的地方立法。

经过多年的行政审判实践，行政诉讼即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的观念已经深深植入行政法官的头脑。行政机关的解约行为存在《行政诉讼法》第70条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责令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第16条第2款）。

参见[日]芝池义一：《抗告诉讼与法律关系诉讼》，载[日]磯部力、[日]小早川光郎、[日]芝池义一编：《行政法的新构想III·行政救济法》，有斐阁2008年版，第31页。法国行政合同理论认为，行政机关行使特权单方解约属于公共秩序范畴，行政主体不能事先放弃。